我从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止，断断续续，写写停停，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为本书写了一本草稿。
到了今年春天，我忽然心血来潮，决意把它抄出来。
到今年六月三日，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抄成定稿。
草稿与定稿之间差别极大，几乎等于重写。
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：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，也不要带气儿，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。
但是，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，写着写着，不禁怒从心上起，泪自眼中流，刺儿也来了，气儿也来了。
我没有办法，就这样吧。
否则，我只能说谎了。
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，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，气儿也减了一些。
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，为了息事宁人，不得不尔。
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。
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：不提姓名，只提姓不提名，姓名皆提。
前两种目的是为当事人讳，后一种只有一两个人，我认为这种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危害极大，全名提出，让他永垂不朽，以警来者。
无论对哪一种人我都没有进行报复，事实俱在，此心可质天日！
“文化大革命”
后，我恢复了系主任，后来又“升了官”
在国家权力机构中也“飞黄腾达”
过。
我并不缺少报复的能力。
我只希望被我有形无形提到的人对我加以谅解。
我写的是历史事实。
我们“文化大革命”
前的友谊，以及“文化大革命”
后的友谊，我们都要加以爱护。
现在统计了一下，我平生著译的约有八百万字，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“文化大革命”
以后的产品。
如果“文化大革命”
中我真遂了“自绝于人民”
的愿，这些东西当然产生不出来。
这对我是一件大幸呢？还是不幸？我现在真还回答不上来。
—由它去吧。
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写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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